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今天发表的一篇观点的作者说，澳大利亚必须“扩大药物基因组筛查的实施，以提高我们为患者提供的护理质量，达到或优于国际标准” 。
由梅特兰医院和纽卡斯尔大学的医学肿瘤学家 Cassandra White 博士领导的作者写道：“药物基因组学是对患者的基因变异进行基因组分析，临床上可以改变特定药物的耐受性和预期效果。”
“携带功能性基因变异的患者在接触药物时可能会增加或降低代谢药物的能力。一些基因变异对不同药物类别的多种药物有影响。
“药物代谢不良的患者面临中度到重度的毒性，需要住院或重症监护室，甚至导致死亡，”怀特及其同事写道。
“测试与所选药物的耐受性有关的基因组变异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患者的代谢反应并相应地调整药物，从而实现个性化处方。”
在国际上，一对基因药物引起了关注——在打算接受氟嘧啶化疗(5-氟尿嘧啶和卡培他滨)的患者中引入预先二氢嘧啶脱氢酶 (DPYD) 基因分型。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 200 万癌症患者接受氟嘧啶治疗，其中澳大利亚约有 10,000 名患者，”White 及其同事写道。
“大约 30% 的治疗病例会出现导致住院和偶尔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严重毒性。多达 1% 的患者死于氟嘧啶化疗相关的毒性。大约 3-8% 的欧洲人口中发现了四种 DPYD 变体，并且导致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相对风险显着增加，包括腹泻、粘膜炎、骨髓抑制和手足综合征。
“有证据支持减少携带显着 DPYD 基因变异的患者的氟嘧啶剂量，从而在不影响治疗反应的情况下降低毒性，”他们写道。
尽管有这些证据，“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尚未系统地采用先发制人的 DPYD 筛查。”
成本是一个原因——“医疗保险回扣目前仅适用于对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硫嘌呤甲基转移酶 (TPMT) 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B*57:01) 基因分型;所有其他费用均由患者承担，”White 及其同事写道。
“目前，患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医生或药剂师，或直接通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服务获得药物基因组测试服务。因此，很难掌握澳大利亚药物基因组测试的接受程度。
“这引发了几个担忧，主要是缺乏测试标准化、患者基因组信息的保护以及在医疗保健环境之外对基因组结果的解释和使用。”
White 及其同事指出，药物基因组学指导的处方决策在 5 年的预测期内具有成本效益，预计可节省 2.5-62 亿美元。
他们写道： “尽管知道关键的 DPYD变体在暴露于氟嘧啶化疗时会导致致命毒性，但仍然没有国家资助或认可的支持来先发制人地识别这些个体。”
“已经有强大的氟嘧啶剂量指南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商业实验室对患者进行基因分型。我们有可行性数据证实中位周转时间为 7 天，尽管这还有待在公立医院服务实验室进行大规模评估。
“此外，尽管我们对 DPYD 基因分型的国际经济影响有所了解，但必须进行针对澳大利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确认财务可行性。
“通过临床利益相关者简化药物基因组筛查将另外有助于改善结果的适当传播和解释，同时保护基因组信息并确保安全和适当地遵循处方指南。
“在澳大利亚范围内提供药物基因组学服务的平等机会是一项重大挑战，但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项关键挑战。
“DPYD 基因分型可以很容易地作为简化扩展药物基因组筛选的原型，以便在各个医学学科规定的各种药物类别中使用。”